“平庸之恶”究竟有何深意？
利维坦按：1942年，阿道夫·艾希曼参加了万湖会议，被任命为纳粹德国“最终解决方案”（Die Endlösung，根据纳粹德国残存文件统计，欧洲地区约有510万犹太人成为该方案的牺牲品，但实际数字估计可达 600 万）的主要执行者（第三帝国犹太事务主管）。战后化名逃亡阿根廷，后被以色列摩萨德抓获。
阿伦特针对艾希曼“平庸之恶”的争议近50年来争议一直不断。比如历史学家贝蒂娜·斯坦尼斯（Bettina Stangneth）在查阅艾希曼在阿根廷时期的日记发现，艾希曼在一段笔记中驳斥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道德哲学，这和阿伦特笔下“思想缺失”的艾希曼形象可谓大相径庭。由此，斯坦尼斯认为，艾希曼非但不是思想缺失之人，而是一个井井有条、思想缜密的野心家——斯坦尼斯引用了艾希曼“天生使命”的长文，“如果真有1030万敌人（这里指犹太人）被杀，那我们也算完成了使命。”哲学家阿伦特是否被这个极端反犹反布尔什维克者的“表演”所迷惑和欺骗？这或许又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
文/Thomas White
译/乔琦
校对/斩光
原文/aeon.co/ideas/what-did-hannah-arendt-really-mean-by-the-banality-of-evil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乔琦在利维坦发布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1906-1975）认为，艾希曼在组织和执行犹太人屠杀计划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图源：Pinterest
非恶之人可以作恶吗？这是一个令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当时是1961年，她正在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报导法庭对阿道夫·艾希曼的战犯审判。后者正是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执行者，负责将千百万犹太人和别的一些受害者转移到各类集中营中。
阿伦特发现，艾希曼是个相当温和、官僚的普通人，用她的原话来说，就是“既非心理变态也非虐待狂魔”，反倒是“正常得令人害怕”。艾希曼成为刽子手的动机无非是想勤勉工作，好在纳粹官场上爬得快一些。阿伦特在她的研究报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平庸之恶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1963）中这样总结：艾希曼并不是一头毫无道德感的怪兽。他行恶，却没有作恶的主观意愿，这得归因于他的“思想缺失”，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恶行究竟有多么罪孽深重。艾希曼“对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从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他完全不能……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正是源于这种特定认知能力的缺失，再加上所处的环境几乎不可能让艾希曼思考或是认识到自己正在行恶，他才犯下了这些滔天大罪” 。
1961年，在防弹玻璃后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正在接受审判。图源：Photo courtesy Wikipedia
阿伦特把艾希曼的这些性格归纳为“平庸之恶”：他本性非恶，只是凉薄而愚蠢，是个“随波逐流者”，用解读阿伦特论文的一位学者的话来说：艾希曼是在寻找方向和目标的过程中，飘进了纳粹党，而非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在阿伦特的论述中，艾希曼让我们想起了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的小说《局外人》（The Stranger，1942）中的主角，他意外地杀死了一个陌生人，但之后却毫无悔意。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作案目的和明显的犯罪动机：这个罪行就是这么“发生”了。
这不仅是阿伦特对艾希曼产生的肤浅的第一印象。即便在1971年，也就是艾希曼在以色列接受审判10年后，阿伦特还写道：
我被这个刽子手显露无疑的浅薄震惊到了。这让我无法为他的这些无可辩驳的罪行探寻更深层次的根源和动机。这些恶行确实罪恶滔天，但它们的执行者——至少就现在正在接受审判的这个人来说——却很正常，既不是个恶魔也不是头怪物。
这篇平庸之恶论文，引发了巨大争议。对那些批评阿伦特的人来说，在纳粹种族灭绝政策中起了关键作用的艾希曼没有作恶的主观动机，这绝对说不通。阿伦特的哲学家同行（同时也是一位神学家）哥舒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在1963年写信告诉她，她关于平庸之恶的论文仅仅只是一个口号，“哪怕它是你精心分析过后作出的结论，也完全无法打动我”。阿伦特的好友、小说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同样发声表示自己完全无法理解：“在我看来，你说的好像是艾希曼缺少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思考能力、认知能力——也就是良心。仅凭这点难道不足以证明他是一头怪物吗？”
1961年，在以色列阿亚隆（Ayalon）监狱院内放风的艾希曼。图源：wikipedia
直到今天，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也没有停歇。哲学家阿兰·沃尔夫（Alan Wolfe）在《政治邪恶：何为政治邪恶及如何对抗》（Political Evil: What It Is and How to Combat It，2011）一书中，批评阿伦特把“什么是邪恶”的讨论范围限定在艾希曼单调乏味的人格特质上，认为这种“心理”层面上的探讨有避重就轻之嫌。沃尔夫认为，阿伦特把太多精力放在了研究艾希曼“其人”之上，而忽略了艾希曼“所作之事”。对那些阿伦特的批评者而言，这种把重点放在无关紧要的艾希曼个人平庸生活上的做法，似乎就是在“荒谬地扯闲篇”，为其罪行开脱。
近来别的一些批评者则证明了阿伦特犯下的一些历史错误，正是这些错误导致阿伦特没能发掘出艾希曼身上更深重的罪恶——就在艾希曼接受审判3年后，阿伦特在写给哲学家卡尔·贾斯珀斯（Karl Jaspers）的信中提出了艾希曼的恶行源于其“思想缺失”这一论断。大卫·艾文（David Irving，编者注：一位专门研究二战军事史的右翼英国作家，因在有关纳粹德国的著作中表达了对第三帝国和反犹主义的同情而广受争议）曾控告历史学家黛博拉·利普施塔特（Deborah Lipstadt）在著作《否认大屠杀》（Denying the Holocaust）中诽谤他否认大屠杀。（译者注，这起案件最后以艾文败诉告终，他在史学界的名声也从此走上了下坡路，现已被公认为犹太人大屠杀否认论者。）于是，利普施塔特决定在诉讼过程中引用以色列政府公布的文件内容。这份文件佐证了利普施塔特在《艾希曼的审判》（The Eichmann Trial，2011）一书中的观点——阿伦特描述艾希曼的“平庸”一词是站不住脚的：
我在这个案子里用到的、以色列政府公布的艾希曼回忆录，证明了阿伦特对艾希曼的看法错得有多么离谱。这本回忆录里充斥着纳粹主义的内容……艾希曼不仅接受而且支持纳粹的种族净化政策。
利普施塔特还进一步驳斥阿伦特：如果艾希曼真的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的话，那她要怎么解释艾希曼和他的同犯们试图销毁战争犯罪证据的行为？
在《耶路撒冷审判前的艾希曼》（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2014）一书中，德国历史学家贝蒂娜·斯坦尼斯（Bettina Stangneth ）向我们展示了艾希曼这个平庸、看似毫不关心政治、表现得与其他只关心官场的普通官僚一样的男人的另一面。通过展示纳粹记者威廉·萨森（William Sassen）采访艾希曼时的录音内容，斯坦尼斯向我们证明，艾希曼是一个自己都承认的、固持纳粹观念的激进纳粹分子。他对自己在“最终解决方案”行动中扮演的角色毫无悔过和罪恶感。在他那貌似普通官僚的欺骗性外表下掩藏着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刽子手。艾希曼根本不是“思想缺失”，恰恰相反，他有的是想法——他不仅拥有种族灭绝的想法，还代表他深爱的纳粹党，亲手将其付诸实践。在录音中，艾希曼的话语切实表明了他是官僚，更是恶魔：
我，“一个谨小慎微的官僚”，没错，那确实是我。但……照看这个官僚的……是一名狂热的纳粹战士。为自己的自由之血而战，那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
阿伦特完全忽视了艾希曼彻头彻尾的恶魔那一面，这让她在艾希曼接受审判10年后，写下了那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个狂热的纳粹主义分子，或者拥有特别的作恶动机”。这反而强调了阿伦特论文中“平庸之恶”概念的平庸性，或者说错误性。另外，尽管阿伦特从没有说过艾希曼只是纳粹官僚体系中的一名无辜“马仔”，也从没有以“只是服从命令”为艾希曼开脱——这两项是对阿伦特观点的普遍误解——批评她的人，包括沃尔夫和利普施塔特在内，仍旧对她相当不满。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总结阿伦特的论断——艾希曼（以及其他一些德国人）虽然作恶却本质不坏？
1944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军与女看守在集中营以南30公里的郊外合影。图源：Peter Household
这个问题已然成谜，因为阿伦特并未将对艾希曼的研究扩展到对邪恶本性的讨论上，这使她错失了调查艾希曼那些罪大恶极的行为背后更深层动机的机会。就在艾希曼接受审判之前，阿伦特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51）出版了，她在书中这样写道：
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生来就不允许我们产生“根本之恶”的想法。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图源：NRC
然而，阿伦特并没有利用艾希曼这个案子提高世人对“根本之恶”的认知。相反，她决定将艾希曼的罪恶归结为平庸，也就是“思想缺失”。阿伦特对这个案子采取了一种符合法理却流于形式的狭隘方法——她强调，无论艾希曼是否有罪，在法律事实之外，没有任何相关的更深层内容了——她自己就承认自己没能挖掘出艾希曼作恶的更深层动机。
不过，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的作品中，阿伦特的立场其实截然不同。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她断言，纳粹之恶毫无争议、灭绝人性，既不肤浅、也不令人费解，简直就是地狱的化身：“集中营血淋淋的现实就和中世纪画作中的地狱一般可怖。”
在艾希曼接受审判之前的作品中，阿伦特认为，纳粹妄图扭曲人性的荒谬计划正是他们犯下毫无争议的累累恶行的原动力。借此，她呼应了像谢林（F. W. J. Schelling）和柏拉图（Plato）这样的哲人身上的精神——他们都毫不羞于讨论人性之恶中更深、更恶的那一面。然而，阿伦特在见到艾希曼之后就改变了观点。艾希曼身上官僚主义特有的空虚和无知让他看上去和那些恶魔行径没什么瓜葛，他似乎只关心自己的事业并且明显“思想缺失”。于是，阿伦特早年关于罪恶的深入思考没能再继续，“平庸之恶”的口号却就此诞生。无论如何，阿伦特于1975年逝世了：也许，如果她能更长寿一些的话，就能为我们拨开萦绕在“平庸之恶”论文周围的疑团——时至今日，这些疑问仍旧令批评家们大惑不解。但是，现实摆在眼前，我们永远也无法了解阿伦特的真实想法了。
于是，阿伦特的论文就这么静静地躺在那里，留待我们去研究。那么，这背后的困惑根源在哪里呢？阿伦特确实从来没能解释她对艾希曼官僚主义平庸特质的印象与她早年对第三帝国灭绝人性罪行的清醒认识之间的矛盾。她眼中的艾希曼是一个看似普通的官场小吏，而不是一个狂热的纳粹恶魔。艾希曼平庸的人生如何能与“其他”恶魔行径共存？这一点困扰着阿伦特。不过，阿伦特从没有淡化艾希曼的罪恶，她一直将艾希曼描述为战犯，并且赞成以色列法庭对他的死刑判决。尽管对阿伦特来说，艾希曼作恶的动机模糊，似乎是思想缺失导致的，但他参与、主导的那些种族灭绝行动却是铁证如山。归根到底，阿伦特还是看到了艾希曼之恶真正可怕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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